河南广播电视台濮阳融媒体中心 里军 松斋
濮阳地处华中战略要地，拥有黄河天险，占据广阔平原，辐射四方交通，不但为华夏龙都，中华帝都，颛顼遗都，帝舜故里，字圣仓颉故里,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现代重要的革命老区。濮阳作为中共建党初期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革命发源地，涌现出了众多革命先驱，不仅为濮阳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全国革命胜利输送了众多革命精英，王鹤峰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紧跟领袖毛泽东转战四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斗，为开创和建设光辉灿烂的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纪委常委，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鹤峰（1911--1999），系河南省濮阳县梁庄乡王枣林村人。
王鹤峰于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历任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薄一波）、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纵队长兼政委薄一波）、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王新亭）、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司令员陈赓），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司令员陈赓）、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司令员谢富治），华北军区所属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刘忠），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校长刘澜涛）、北京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书记彭真，副书记、市长叶剑英），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部长、司令员滕代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书记李长青），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书记董必武），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长（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陈云）。
王鹤峰无论在推翻旧社会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岁月，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鹤峰与薄一波（后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陈赓（后大将、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作为太岳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为创建和领导山西新军抗敌决死队、太岳革命根据地、太岳军区和太岳纵队，参与指挥并率部参加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和“沁源围困战”等重大战役，为发动群众全民参战，创建和壮大革命军队，开创和巩固革命战略基地，歼灭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年战争时期，王鹤峰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和太岳军区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措施得力，成绩显著，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王鹤峰与陈赓指挥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创造性战法，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高度重视，面向全军普及推广。
建国之初，王鹤峰与彭真（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后元帅、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作为开国之际北京首届市委领导，为中共在北京建立国都，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不但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接管了北京，而且为全国各省市顺利接管政权创造了成功经验，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王鹤峰与滕代远（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后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国家铁道部和中央军委铁道兵团主要领导，像朱德同志所赞誉的那样，把铁道兵建成了“人民铁军”，为党中央从西柏坡乘火车进京举行开国大典，为毛泽东乘专列出访苏联，为抗美援朝战争组建铁道部队，建立钢铁运输线，夺取新中国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五大书记的感谢与赞扬。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为建设被毛泽东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城市”的哈尔滨市（50年代为中央直辖市），振兴共和国的“工业基地”黑龙江省，艰辛探索，创新性地总结提出并成功实践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模式，并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式命名为中外闻名的“鞍钢宪法”。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监察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监察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为了有力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率先垂范，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高风亮节，受到全党好评和致敬。
一、狱中斗争坚贞不屈获毛泽东赞赏
王鹤峰早在中学青年时代，由于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就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于1930年在河南开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后遭国民党追捕，于1931年初辗转北京找到党组织，受组织培训后于1931年5月在等待派遣去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之际，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由于叛徒出卖，于1931年6月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所属的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虽历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坚持信仰，于1931年9月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被关押期间，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他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位革命先驱，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世界语等文化知识，积极参加为反对敌人虐待和迫害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在1934年底的绝食斗争中，王鹤峰与难友们下定“不获全胜，宁愿全死”的决心，坚持七天七夜，向当局提出了改善生活、学习、就医、关押方式等方面的四条要求，由于以死相抗，意志如钢，终于迫使敌人妥协，最终取得胜利，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
1936年秋，经党组织营救，王鹤峰出狱到山西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薄一波）。
毛泽东对他们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就是胜利。”
二、创建抗日组织“牺盟会”和新型革命军队“决死队”
1936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王鹤峰同薄一波等中共山西省工委领导，在山西与阎锡山政府成功地进行了统战工作，联合阎锡山政府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发展会员达300多万，华国锋同志就是于1938年6月加入牺盟会成为交城游击队战士，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7年8月1日，山西省工委在牺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开始只有1个总队，到1938年上半年，就发展成为4个纵队了。到1939年夏，已有4个决死纵队、1个工卫旅、1个暂编师、3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约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过了阎锡山的旧晋绥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1939年八路军总兵力也仅为27万人）。当时对华北的抗日战争，乃至对全国的抗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为实现毛泽东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战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奠定了雄厚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做出了重大贡献。
决死队之所以称为新军，是因为这是中共创建和领导的一支新型军队，不同于阎锡山的旧军（晋绥军），而且成立之后，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上课培训，并委派了一大批红军干部进入决死队强化部队的军事素质。另外，决死队的干部、战士有很大比例都来自大中学校的知识青年，文化素质较高。当时曾有外国记者报道，山西决死队是中国最有文化且军事过硬的一支军队。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都曾是决死队的战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鹤峰历任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三大队教导员、三总队政治部主任，决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晋东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初，他同薄一波率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山西新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鹤峰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兼政治部主任（纵队长兼政委薄一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决死队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后在此基础上为解放军野战主力部队扩展为7个军。
决死队在8年抗战中，对日军作战7000多次，毙伤日伪军5万多人，战绩辉煌。涌现出县团级干部5000多人，省军级干部500多人，少将以上将军73人。同时，新军决死队也牺牲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等旅以上干部7人，共牺牲指战员1.5万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了“决死抗战，牺牲救国”的誓言。
山西省工委通过组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组织形式，与阎锡山成功地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听取薄一波关于利用决死队对阎锡山进行的统战工作汇报后称赞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
1990年，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尚昆同志，在谈到山西的统一战线时说：“在抗战前后，由牺盟会搞成决死队，决死队变成新军，新军以后成为八路军、解放军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在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我觉得非常丰富，很值得好好总结。”
三、率八路军决死队参加百团大战
1940年8－12月，王鹤峰（时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与薄一波（时任八路军决死一纵队纵队长兼政委）等率八路军主力部队决死一纵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该战役歼灭日伪军4.5万人，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重挫了日寇侵华气焰，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
四、参加中央调查委员会粉碎王明污蔑毛泽东谎言
1940年冬，八路军决死一纵队中共党组织推选王鹤峰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到延安，因“七大”延期，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在延安整风时期（1941年5月——1945年4月），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的王明（1931年曾任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因患神经性心脏病，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汞。王明和孟庆树（王明妻子，时任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为此致信中央，告发主治医生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害王明。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党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中央重要领导人组成的高规格“中央调查委员会”，成员为：
刘少奇：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康生：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邓发：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央民运工委书记（后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
李富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后任中央委员、上将、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调查部部长）
傅连暲：时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后任中将、全国政协常委）
王斌：时任八路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王鹤峰：时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太岳军区）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当时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任中纪委常委）
廖鲁言：时任中央友军工委委员（后任国家农业部部长）
陈一新：原名陈绍隧，王明的远房弟弟，时任王明秘书（后任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金茂岳：齐鲁大学医学院博士，时任中央医院妇科主任，王明主治医生（后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1943年8月6日，中央调查委员会专门就“王明汞中毒事件”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让其介绍了详细的治疗情况，同时调阅了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全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最后形成了会议结论：王明汞中毒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中疏忽所致，完全是药物副作用的结果，属于医疗技术事故。并现场作了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上可清楚看出，与会各位领导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会议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次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确实没有要用药物来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的企图，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利诱和威胁，也没有利用红十字会而来毒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药物发生的副作用。”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安排王明乘苏联来华飞机赴苏联治病的事宜。
1943年11月1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还是对金茂岳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都是王明同志和我都非常感激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怕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继续爱护之下，若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必将会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显然，这也是对王明20多年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污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的一记响亮耳光！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污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根本没有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西安事变时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连小孩子都不相信！”
2009年，在建国60周年前夕，民间收藏家赵景忠展示的一份长达66年之久的珍贵历史文献《中央调查委员会记录》，更使王明编造的“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汞中毒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五、参与指挥沁源战役创造世界战争史奇迹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44年3月，王鹤峰从延安返回前方，代理太岳军区政委兼区党委副书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
1946年又奉调回太岳区党委任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2年10月-1945年4月，王鹤峰与陈赓、薄一波等指挥了著名的沁源战役（即沁源围困战），在沁源围困作战中,沁源主力部队和民兵共参战2700余次，击毙日伪军3000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极大地鼓舞了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志和胜利心。
该战役被称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典型缩影，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成功创造了对占领八路军腹心地区之敌进行斗争的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194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社论指出：“抗战以来六年半的长时间里，敌后军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史诗。在这无数史诗中间，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县八万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放出了万丈光芒的异彩。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我们向沁源致敬！”
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所在地的山西沁源县也被人们誉称为太岳山上的“小延安”，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六、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开展大生产成绩显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开展“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1943年10月、12月，邓小平两次组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等机关领导，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会议决定：1944年革命根据地宣传和执行十大政策的重点要放在生产上。
1944年4月2日，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副司令员谢富治来到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汇报大生产工作。邓小平指示王鹤峰和谢富治，太岳区应主要以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来解决经济问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检查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正确掌握经济政策，发展大生产。
1944年8月至1945年2月，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和行署领导高度重视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对太岳革命根据地连续多次发出了关于搞好秋季生产、冬季生产和春耕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八年抗战，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极大，只有大力发展公私生产，才能渡过难关，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求全区的生产总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工业运输为辅，争取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余一年的粮）。
由于措施得力，效果显著，受到党中央重视和毛泽东主席赞扬。
1945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给太岳区党委呈报中央报告的批复中指出：“太岳区党委：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已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七、通牒太岳区内伪军伪组织捍卫抗战胜利成果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和三五八旅一个教导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约4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与王震领导的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
1945年7月初，南下支队到达沁源地区，这时的沁源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时间的围困战，已经胜利结束，沁源城内的日伪军全部撤走，八路军太岳军区搬进城里。南下支队就驻在县城附近。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等军区首长，接见了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王新亭向南下支队介绍了太岳军区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同日伪军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邓仕俊为南下支队作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报告。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根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8月12日，王鹤峰（太岳军区代政委）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谢富治、副政治委员王新亭联合署名发出“太岳军区对伪军伪组织通牒”，命令敌伪武装在“24小时内举行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必须全部缴出武装，如不知悔悟，拒绝投降缴械或违反本通牒任何规定时，本军即予以坚决消灭。”
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合并冀鲁豫中央分局和中共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薄一波分任正副书记。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张霖之、李菁玉、李雪峰、王鹤峰分任四个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致电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鹤峰、司令员王新亭：“望加紧破坏整个平原南段铁路、公路，炸车、炸桥，务使蒋军不能利用铁路、公路北进，这在战略上意义极大。”
八、参与指挥上党战役创造我军两个第一
1945年9月1日-10月12日，历时42天，太岳纵队(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王鹤峰政委与陈赓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该战役总计歼灭阎锡山部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当时总兵力的1/3，俘获敌19军军长史泽波中将、炮兵司令胡三余中将等高级将领数名，有力支援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蒋介石的谈判。上党战役在我军历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场歼灭战，成功策反了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起义。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这次战役既是一个军事仗，也是一个政治仗，我们取得了“军政双胜”，对今后战局影响很大，为解放战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九、指挥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战法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全军推广
1945年10月，经中央批准，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太岳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部队组建为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委。由于两位军政首长治军有方，战绩辉煌，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号召全军学习四纵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断创造在局部敌弱我强的有利形势，从而将敌人分割围歼，一口口吃掉，即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
194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全军电《学习陈赓四纵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电报全文如下：
各局、各军区转各师各纵首长
据陈赓十四日辰电称：我纵主力昨（十三日）晚对闻喜方面向我进攻之顽军之右翼进行各个击破，经五小时夜战，消灭顽十一旅两个团。据不完全统计，我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七门、重机枪八挺、轻机枪数十挺、步枪五百余，俘虏七百余，我军士气高涨，准备继续作战等语。此次阎（锡山）军万余，胡宗南（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军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
军委
十、致电蒋介石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制止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贯彻“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太岳区于1946年2月16日（农历元霄节）在山西阳城举行了庆祝和平民主和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大会，太岳区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区著名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及各界群众5万余人参加了大会。
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鹤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
王鹤峰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至今尚未执行停战命令，在同蒲路和白晋路沿线及豫北不断向我侵扰。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我们必须完成五大任务：
第一，实行大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质量更加提高一步；
第二，全面开展诉苦复仇、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要对减租减息实行大检查，新解放区要尽快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第三，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恢复八年来战争造成的创伤，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四，加强民主建设，增进各阶层的团结；
第五，加强军民团结，搞好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工作。
大会代表全区300万人民致电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立即制止胡宗南、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的行动，迅速地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暴行，阳城县还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通过签名书严厉谴责国民党、阎锡山军队进攻太岳区，破坏《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坚持独裁统治的阴谋。
十一、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誓为保卫延安战斗到底
据1946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载文：1946年11月17日，蒋介石进攻民主中国圣地延安的消息传来，太岳三百万军民莫不义愤填胸，太岳军区王鹤峰政委和王新亭司令员特致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誓作边区后盾，粉碎敌人进攻。电文如下：
“毛主席、朱彭总副司令：
卖国内战独裁的蒋介石胆敢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民主中国的圣地延安，太岳军民闻讯莫不义愤填胸。我区三百万军民誓作边区后盾，现已紧急动员起来，踊跃参战参军，展开歼敌运动，粉碎敌人进攻，誓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战斗到底！”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火速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统一指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方向进攻。相机逐一攻取晋南三角地带一切可能夺取的地方。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坚决打击胡宗南侧后，有力配合陕北作战。
大军如疾风迅雨，国民党的城池如落木萧萧下。
从1947年4月4日至25日，陈赓、谢富治的4纵和王新亭、王鹤峰率领的太岳军区部队发动了著名的“晋南攻势”，陆续攻取了曲沃、稷山、永济、平陆等25座县城，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致使驻守在晋南的胡宗南、阎锡山部龟缩在运城、临汾两座孤城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和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为北京建立国都培训大批干部创造了新中国政府接管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王鹤峰历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陈赓）、野战第八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谢富治）、华北军区所属的太岳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北局太岳区党委书记。
1948年7月，王鹤峰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校长刘澜涛）。
1948年12月，王鹤峰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书记彭真，副书记、市长叶剑英）。在此期间，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6日，北平市委在郊区良乡成立了市委干部训练班。干训班在市委学委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由王鹤峰负责，宋乃耕、彭宝山、石羽、王峰参加的学委分会。干训班共举办五期，培训学员4171人。从而为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接管北平、建立国都，及时培训了各级机关和各行各业急需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进而为全国各省市顺利接管探索了经验，做出了表率，由此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的好评。后于1950年11月在市委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王鹤峰等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北京刚一解放，王鹤峰等同志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十三、把铁道兵建成人民铁军为抗美援朝决胜组建钢铁运输线
1949年1月10日，成立中央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王鹤峰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2月20日，军委铁道部由石家庄迁至北平，在王府井南口西侧正式挂牌办公。
1949年3月25日，军委铁道部为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成功安排了第一次专列。为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从河北保定高碑店到北平西郊清华园安全稳妥万无一失乘坐火车，王鹤峰等军委铁道部领导与中央社会部（中央特科，即后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李克农，共同研究部署了周密的安保措施，确保了党中央机关的顺利转移和安全进京。为此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五大书记的赞赏和感谢。
1949年5月组建中央军委铁道兵团，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即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后任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后任中将、铁道兵司令员）任参谋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鹤峰（后任中纪委常委）兼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铁道部转为国家铁道部。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王鹤峰等铁道部领导，成功安排了9001/02号“主席专列”。这次出访，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于保障新中国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50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国家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为铁道兵题词，赞誉铁道兵为“人民铁军”！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铁道兵团王鹤峰等领导，组建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执行运输部队和物质的铁路保障任务。
1951年8月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国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随即开展了艰苦激烈的“反绞杀”斗争，并最终粉碎了“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保障了铁路运输，为志愿军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铁血大动脉”和“顽强生命线”，从而为新中国抗美援朝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后盾，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最终迫使美军司令员克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第一人。
由此一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风采，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力挫了帝国主义联军的嚣张气焰。
十四、为新中国长子城市崛起呕心沥血
开国不易，建国更难。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用网兜子装钱，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可谓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百。
在国内，上海解放后的半年中，就出现了金融风波（倒卖银元、黄金、美钞，抵制人民币流通）和几次物价波动暴涨，台湾的国民党及其在大陆的反动残余势力疯狂叫嚣：“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可得100分，在政治上可得80分，但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也遥相呼应，狂妄预言：“中共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财经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严峻的内外交困局面，中共中央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要想尽快转变艰难的经济形势，改善人民生活，壮大国防实力，就必须大力促进工业发展。而在当时，东北是中国的工业重地，只有抓好东北的工业，才有望尽快扭转经济困局，探索出一条多快好省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创新道路，为全国工业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国家大计和战略决策确定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中央机关选派一批得力干部，来强力推动东北地区的工业快速恢复和发展，王鹤峰同志就是被选派的重要成员。
在建国初期，哈尔滨作为中央直辖市，不仅是东北战略重地，也是新中国于1946年4月28日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做出了重要示范作用，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公开称赞哈尔滨为共和国的长子。由于该市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众多的工业企业，党中央极为重视，决定选派时任国家铁道部和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的王鹤峰同志到哈尔滨加强城市工业工作。
1951年7月19日，哈尔滨市委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电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王鹤峰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常务委员兼黑龙江省委委员。王兴华、武通甫为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当时李长青为市委书记（后任中共松江省省委书记），王一伦为市长（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王鹤峰刚到哈尔滨时正值市委部署在全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此运动中，他注意纠正一度出现的片面追求产量、忽视质量的偏向。由于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企业，南厂北迁又建起一批重工业企业，使哈尔滨市工业生产的实力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强调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哈尔滨市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
1951年10月，市委在全市开展整党工作，成立整党教育委员会，王鹤峰为主任。他首先抓整党教育，采取听课、阅读、讨论并重的方法，对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教育过程中，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使每个党员切实做到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照自己，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分析存在问题的实质，查找根源，提出纠正办法，提高觉悟，达到标准。经过历时3年的整党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党员的模范作用更加突出，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三反”运动初期，针对过火行为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王鹤峰要求有关单位"必须坚决纠正，并且向市委做出检讨"，由于措施得力，使过火行为趋缓，确保了全市工业系统"三反"运动的顺利开展。
1953年，在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情况下，王鹤峰明确提出，基本建设要全面贯彻执行“好、快、省、安全”的方针。在抓经济建设中，他深入实际，到工厂、工地调查研究或检查工作，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与基层职工交朋友。他还坚持为基本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服务上门”，组织各行各业积极支援基本建设。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对此，王鹤峰极为重视，抽调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先后总结了铁路局和车辆厂的管理经验。并强调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定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些不明确的问题一定要问，不懂的一定要弄懂。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派出850多位专家到哈尔滨支援重点工程建设。为检查工厂向苏联专家的学习情况，王鹤峰主持召开各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座谈会，交流贯彻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经验，要求各工厂订出向专家学习的具体计划。他还促使有苏联专家的工厂建立了专家工作机构和必要的制度。1953年至1954年，车辆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苏联专家应市委邀请，多次向全市工业部门的职工和干部作报告，介绍他们的管理经验，收到良好效果。
王鹤峰在哈尔滨工作期间，由于工作扎实，严格管理，深入群众，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列宁式干部”。
从1951年7月至1955年3月，在王鹤峰同志历时四年的艰辛努力和卓越领导下，哈尔滨的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可喜局面，也获得了重要的成功经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调任王鹤峰同志到新的工业重地黑龙江开创工业经济新局面。
十五、推进工业发展的创新经验被毛泽东正式纳入鞍钢宪法向全国推广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王鹤峰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当时，黑龙江省是国家重点进行工业建设的基地，王鹤峰主管工业，认真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新知识，深入基层，探索规律，指导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1958年总结提出了由位于齐齐哈尔市的建华机械厂、华安机械厂，位于黑河市的庆华工具厂等军工厂成功实践，后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并向全国推广的著名“三华”经验——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
1956年党的“八大”作出了中国工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1958年又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为加强党对工业企业的科学领导，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1958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分别派出以省委书记王鹤峰，省委常委、省委工业部长陈雷为组长的两个调查组，分赴建华机械厂、庆华工具厂，对两家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8年3月，经过历时三个月的全面考察和认真研究之后，两个调查组总结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典型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调查结果经省委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企业管理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和创造性经验，于是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1958年4月9日， 黑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
195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中央工交部副部长李立三在起草的批语中高度评价了“三华经验”，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批示指出：“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所说的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的经验，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195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报道。
195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企业管理的重大改革——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峰同志在省工业干部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关于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
1959年3月，全国省市委工业部长会议在上海市举行，着力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三华经验”。
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群英会。来自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6500多人汇聚人民大会堂，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临大会。能够出席此次盛会的几乎都是当时全国各地响当当的劳动先进集体代表或个人，王进喜、时传祥等传诵至今的劳模都参加了此次大会。
这次大会，是建国十年来最为隆重、最为盛大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王鹤峰作为全国群英会主席团成员和黑龙江省工交财贸劳模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这次盛会。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通过学习推广“三华经验”后《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十分赞赏；1960年3月22日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写了批语，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批语中说：“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很吸引人。”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毛泽东指出：过去他们（指鞍钢）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指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一长制管理方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把这种工业企业管理模式命名为“鞍钢宪法”，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其高度赞赏和特别肯定。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主要是为了与苏联的“马钢宪法”形成鲜明对比，强调要以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为鉴戒。
毛泽东曾幽默地对人讲，苏联有个“马钢宪法”，中国有个“鞍钢宪法”。
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马钢宪法”，是指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总结出的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这一管理规范得到了苏联的高度认可，成为著名的“马钢宪法”。
从毛泽东充满自豪的话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可以表明，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所探索出来的代表了中国式企业管理最高水平的鞍钢宪法也自然是世界最高水平，因为苏联人不会认为马钢宪法比西方管理模式差，而中国鞍钢宪法又比马钢宪法好，因而必然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工业经济管理模式。更何况，结合中国实践所总结出来的鞍钢宪法应该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从而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鞍钢宪法”的总体原则就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从此“三华经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成了“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鞍钢宪法”的简要表述。
1960年7月9日，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上报中央。
196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同时印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认真研究并组织所属工矿企业学习这一经验。
为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发展道路，1960年，王鹤峰还撰写出版了《论生产运动会》专著，供全国各地学习借鉴。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确认了“鞍钢宪法”。
自此，在鞍钢宪法的指引下，从1961年至1978年的17年间，中国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快速地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方面差距。
从1951年至1961年，经过历时10年多在工业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创新实践，王鹤峰为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工业建设和推动全国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建国之初的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30%；而在鞍钢宪法的指引下，到了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到423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至74%。也就是说，在29年间，工业总产值提升了30.2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升了4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研制出了“两弹一星”等大国重器，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和国防实力，为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不断崛起，提供了可靠保障，营造了安全环境，奠定了雄厚基础。
时至今日，在中国国有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推行民主管理而不是一长制，让职工当家作主，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创新性地推进“两参一改三结合”，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企业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鞍钢宪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工业经济管理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性地将东方和合精神这一文化基因植入西方管理之中，从而使管理移植的整个历程发生了基因突变，改变了管理移植的基本形态和传播路径，使之通常由西方向东方传播改变为自东方向西方传播，不仅空前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而且也为世界工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贡献了东方智慧。
在世界工业企业管理领域，鞍钢宪法受到了美、日、欧等众多国外管理专家的广泛赞誉，至今仍在发达国家传播应用。
1963年，王鹤峰调东北局先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东北局监察组副组长、组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王鹤峰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六、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率先垂范受全党好评
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王鹤峰同黄克诚、王从吾、李昌等30位老同志联名致信党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领导职务，全会高度评价他们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纪委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同时以全会的名义，发布致敬信，表达全党同志对中委、中顾委、中纪委131位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十七、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生
王鹤峰同志离休之后，仍坚持学习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薄一波等一批老战友一起，积极关心支持中央和地方党史、军史、革命史和地方史的编撰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于他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多个地区的各种史料的编辑研究工作，更是认真回忆、核对史实、积极提供原始资料，并对送审文稿严格审查，充分表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忠诚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
1999年11月5日王鹤峰同志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尉健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薄一波（原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宋任穷（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副主任）、韩杼滨（中纪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和韩光（原中纪委常务书记）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鹤峰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家属表示慰问。
十八、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王鹤峰同志为党和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
王鹤峰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在新华社北京1999年11月16日电和悼词中对其作出了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委员王鹤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1月5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鹤峰是河南濮阳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民训团和军政训练班指导员，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第四纵队政委、野战第八纵队政委、太岳军区政委兼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194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副组长、组长、东北局委员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王鹤峰同志于1931年至1936年被国民党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期间，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世界语等文化知识，积极参加为反对敌人虐待和迫害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1934年底的绝食斗争中坚持了7天7夜，终于迫使敌人妥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
在抗日战争中，王鹤峰同志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创立和政治建设、为太岳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十年代，黑龙江省是国家计划重点进行工业建设的基地，王鹤峰同志作为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新知识，深入基层，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发展黑龙江省的工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鹤峰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诬陷，被监督管制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对党始终忠贞不渝，坚持真理，不畏邪恶，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王鹤峰同志在中纪委工作期间，分管审理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审理重大案件，维护党的纪律，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纪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1982年，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第一批主动退出领导岗位，1990年7月离休。王鹤峰同志离休之后，仍坚持学习，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王鹤峰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耿介清廉，志行高洁。
王鹤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学习王鹤峰同志的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王鹤峰同志永垂不朽！
我村的人